台湾人民解放阵线─ 70年代左派青年与白色恐怖
這是我寫本案的第二篇文章。載於《兩岸犇報》的〈火燒的芳华── 一九七七年「台灣人民解放陣線」案〉更多触及訪查與理解白色可怕的經驗反思。不過焦点意識是一致的，我自恃受訪者也會赞成，最少在「台灣人民解放陣線」的界內可這麼說，目标並非英雄化、個人化，而因此青年自立左腳底按摩墊,傾的可能性與發生的歷史理解為本日和未來的期盼。匪黨遭破，疑犯落网？
1977年11月6日，選舉月剛開始，斗大的頭版：警總破獲匪黨組織，三名疑犯分別落网。報上說法是，該團體曾於同年1月間向外資廠商投寄恐嚇信件、企圖破壞台灣經濟，又曾於3月間在台北舟山路一帶散發宣傳品、意圖擾亂社會人心，且可能在選舉期間散發傳單以掀社會騷亂、進行暴力陰謀。
最晚在11月28日，海外《台獨月刊》對此登出一篇標題不醒目标文章〈蔣家濫捕大專學生〉提到：「蔣家一贯抓人，均以紅帽子扣上……台灣人要出頭天，除倒蔣、建國一途，再也無可抉擇的餘地。」隔年一、2月號《七十年月》，各有一篇签名李智明的文章，以11月19日「中壢事务」為布景，強調蔡裕榮等人為蔡洪嬌娥（時為黨外政治人物）的助選員，凸顯本案為國民黨打擊「黨外」，但也語帶保存提到：所謂的匪諜等极可能是隨扣上的帽子。不少疑點未解。撇開警總敲敲打打構成的完善敘事，及當時黨外選舉主流，他們事实做了些什麼？想什麼？1988年戴華光二次減刑出獄前，島內與海外各種聲援不斷，但是「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」风起云涌展開時，本案卻又何故不克不及根当地昭雪？
圖一：1978年仲春號《七十年月》
李智明文章原件（陳鼓應师长教师保藏）
失事了！警總拘系與釣魚
報上提到的三人是戴華光、賴明烈、劉國基。11月1日深夜，戴華光與賴明烈於熟睡中被捕。隔日，劉國基在師大上課時被拐走，鄭道君則在戴華光與賴明烈租屋處遭匿伏特務帶走。審訊不到午时，鄭道君被放了，他謹慎地反覆更換公車，晚上六點多鐘到了蔡裕榮的租屋處，「失事了」，他說。
圖二：戴華光與賴明烈租屋處的巷口
（作者攝於2015年）
蔡裕榮於是開始善後，比方「台灣人民解放陣線」的邀請名單要燒掉，「不克不及讓他們牽涉到」。5日下战书，淡水英專路蔡裕榮租屋處，原在閒聊的二十雙眼睛，看著蔡裕榮被抓。蔡裕榮說「對抗的東西太強大，失事是迟早的問題。看見特務來時先是鬆了口氣，因為好幾天沒睡好了，只是真正計畫的事变都還沒有做」。鄭道君於同日再次被捕，顯然還是被跟蹤了。
6日刚好是宋東文新兵訓練放假，女朋侪帶著報紙來軍營門口，他見著頭條震驚了。宋東文回台北晃了一整週，由於白色可怕的時代教訓，沒有人幫助也想不到還能做什麼，「全国之大，竟想不出能若何逃？逃去哪？」宋說。帶著強烈的波折感與一絲僥倖回營，當夜凌晨4點，部隊以上級借調名義用吉普車層層遞送，宋東文終至保安處地下室渡過56天沒有記錄、不明不白的關押。
阿拉法特的子彈：
「怎麼消除狐臭,時事研習社」的思惟之窗
6日報紙上不見其名的蔡裕榮，怙恃都來自台中梧棲。蔡父於二戰末期奉母命逃兵役，戰後憑著台中工業學校學歷在台電找到事情。1955年，蔡裕榮诞生於植滿杜鵑花的「北部火力發電廠」眷舍。
家庭狀況穩定而童年無憂，蔡裕榮成長在擁有夜間照明球場、電影院、福利完美的台電宿舍。即便高峻圍牆的另外一側就是爛泥路的礦村，國小班上也有四周礦村與漁村的同學，他說當時並不迷惑於面前所見。怙恃為了后代教诲著想而舉家搬往台北，升學競爭的壓迫感卻使蔡裕榮開始回避。蔡裕榮想在茫茫人海中與眾分歧，不讀教科書倒讀了不少存在主義，他笑說「想來荒謬」，並非真被吸引而想深刻理解，以是「從來看不懂」。
不太用功仍考上大學，蔡裕榮記得1974年入學時，被「時事研習社」招生處一幅阿拉法特背著整排子彈的畫像吸引。最初感覺只是「很酷」，但聽宋東文談巴勒斯坦建國運動覺得颇有興趣。蔡裕榮回忆，當時晓得以色列，卻從沒想過阿拉伯世界的問題，心中隱隱覺得終於可以擺脫家中滿櫃子的存在主義書籍。愛讀史地卻因為數理成績較好而報考理工科，此時算是「碰到本身的興趣」他說。
圖三：淡江時期宋東文（右）
與蔡裕榮（左）（宋東文师长教师保藏）
根據蔡裕榮，若是不是緊接著與社團搭档互相激勵的時日，也不會检讨理所當然的人生。為解答面前的台灣社會，蔡裕榮們寻求理論可能性，世界開始顛倒。蔡裕榮幼時认识的漁村、礦村，和外公众的農忙，八斗子與瑞芳，反過來成為社團同學上山下鄉做調查的基礎，及大四期間幫蔡洪嬌娥跑選區的條件。
轉化與复活：
眷村不良少年的躍升
當時的社長宋東文生於1955年，來自台中的職訓隊后里新村。直到考上台中一中初中部前，每次考試都第一位。但宋東文說，老實認份的父親以「自謀糊口」被軍隊镌汰後長期在外事情，母親又久癌離世，家裡不能不將更小的倆弟妹送往育幼院，導致少年時代的內心深感暗中與壓抑。
宋東文外宿台中後，功課直落，初中勉強畢業便隨考上乐成大學的兄長到台南讀南二中。高中時日多混彈子房、冰果室，但是也懵懵懂懂地在成大宿舍聽哥哥與同學們論時事，接觸了《自由中國》、《大學雜誌》等異議雜誌。他記得，報紙頭條是美軍越戰近況，成大宿舍裡則聽反戰音樂、高談美國大學生的反戰運動。高三時又混不下去了，宋東文只好再轉到台中一所名不見經傳的私立高中，1973年考上淡江東語系。
宋東文談當時糊口，是沒有但愿的「困」的感覺。他覺得本身進淡江前是帶有類似於「惡少」習性的眷村反叛小鬼，此中有生長環境的身分，也有本身的責任。家中協調付出讓宋東文上大學，但他的課業還是不可。宋東文回憶當時，也在找人生标的目的，「不晓得將來的前途在哪裡」，故有些反社會的生理。
進大學後改變了他的人生。宋東文說「重要在知識面」，青少年時期的昏暗、慘綠、意義不明的叛逆，由於同好間因好辯轉成的鬆散朋侪圈，加之學長們的氣氛传染，奠立了思惟基進化的基礎。升大二時，宋東文沒想太多便接下幾已名存時亡的「時研社」。
圖四：宋東文（右）
與時事研習社招生（宋東文师长教师供给）
互相激勵试探前途，
社團思惟邁向左傾
淡江學生圈裡，學長蘇名宇曾因同班同學林守一触及「成大共產黨」案（1971年之政治案件）而被抓過幾天。「成大案」的吳俊宏凑巧是宋東文之兄的成大同學，宋東文模糊晓得這件事。學生間流傳的誇炫式英雄傳說，卻產生無意間的影響。
宋東文與蔡裕榮們，最先出於青年反叛，在強烈的反共氛圍裡，覺得既然要反共，得先晓得什麼是共產主義、社會主義，於是開始「背面閱讀」反共宣傳文件與書籍。從正当書刊開始，讀多了反而覺得共產主義的原文說得比較有事理，「很轻易就接管了」蔡裕榮說。時值文化大革命，宋東文與蔡裕榮們閱讀至多的也是「文革思惟」。
浪漫心境引導试探，1974年至1975年間約是時研社的左傾醞釀期。大夥各憑本领采集書刊，除正当的「反共」文集，也溜進「東亞钻研中间」偷印，或主動找上陳鼓應商借，也從王津平（時為淡江大學教師）的「文理書店」半買半送获得書刊，還有同學自製短波收音機學得文革歌曲。當時他們已讀過《人民日報》、《紅旗雜誌》等報刊，及《列寧全集》、《毛選》、《共產黨宣言》、《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》…等一手理論质料。宋東文回憶，閱讀〈共產黨員的修養〉時感動於劉少奇所講的人類高級狀態，「本身會想一想做那種人」。知識促使宋東文們與自我做鬥爭，接著便想學習群眾組織與地下鬥爭的法子，「運用列寧的方法組織起來」。
學校裡的氣氛仍顯思惟封閉，只能颇有限地创建了難免有些幼稚的抱负，宋東文與蔡裕榮回憶著。思惟左轉的過程，有賴配合成長與互相影響，蔡裕榮強調「每個人都有本身的轉變，很難說是特定一個人影響其别人」。通過耗時的互相批評，蔡裕榮與宋東文們漸從時事討論走向具體社會關懷行動，再透過阐发國際局勢，思虑中國當下苦難的本源和中國的未來。
蔡裕榮感嘆，雖知社會上有政治犯，但不敢也沒有法子找。對當時的蔡裕榮與宋東文們而言，只覺得既然時研社可以有社會主義的设法，則理當有其他气力存在，不過都維持著低調與隱蔽。1976年已歷蔣介石過世後的大赦，陳映真與蘇慶黎們籌劃的《夏潮》創刊，蔡裕榮與宋東文們察覺了，直闖雜誌社「想尋找革命」，卻被提示不要再去了。「我們口無遮攔，真以為回到祖國了，像在本身社團內部似的說話。但這裡被嚴密監控，還可能有特務滲透」蔡裕榮說。
1976年也是劉建修（1950年月「郵電案」受難人）與陳明忠們二進宮的那一年，局勢仍險，蔡裕榮與宋東文們與台灣左派系譜的歷史擦身而過。但在彭歌、余光中攻訐《夏潮》系、圍剿鄉土文學的1977年，「時研社」仍出於信赖而无邪地自立動員，抱著過期《夏潮》如數家珍，在當年大學聯考時向陪考家長兜销。
社團行動：
論壇、組織、上山下鄉、助選
蔡裕榮大3、宋東文大四時，時研社的思惟狀態已向左傾。據蔡裕榮說，雖然沒有共識與結論可以「怎麼做」，但社會主義的認識共識已构成。「讀書」讓蔡裕榮與宋東文們覺得，「就是要把資同族給打下來」。
雖然宋東文憶及「學生社團自己做不了什麼事变」，熱血沸騰想貢獻气力卻沒有前途，但時研社確實有很多校內與校外活動，某些遺忘的插曲亦對日後台灣社會有影響。
蔡裕榮入淡江時的大學錄取率僅「26.83％」，他說當時考上大學好像天之驕子，加之長期的「避開政治」觀念，大學生除課業就是文康活動。蔡裕榮與宋東文們對大專校園风行的服務隊感覺不滿，認為只是「上山帶小朋侪、發揮愛心，然後談戀愛」。於是，雖然也參與服務隊，卻是成心識地試圖在參與過程中物色幹部，或擴張群眾。由於沒有經驗，能契合的人亦未几，他倆坦言「都失敗了」。到了蔡裕榮大三時，時研社已自行想像舉辦文革式的上山下鄉，先假「三民主義在台灣」之名辦校內討論會，再前去農村、漁村、礦村做調查訪問。時研社自行舉辦的上山下鄉同樣沒有具體功效，但1977年8月初，宋東文與蔡裕榮們認識了戴華光們之後，也帶賴明烈去七堵的礦村，隨後統整质料發表〈三合礦工無家可歸〉一文於《夏潮》（1977年9月1日第三卷第三期），翔實揭穿基隆李建興家属获得礦權以致轉移地皮的過程，提出礦工的苦境。
圖五：〈三合礦工無家可歸〉原文
圖六：宋東文（右二）
參加山地服務隊（宋東文师长教师供给）
蔡裕榮大二時，通過蔡憲崇（蔡洪嬌娥子）介紹，時研社參與了郭雨新在淡水的競選活動，影響蔡裕榮與宋東文們的思惟發展。蔡裕榮说起事後內部檢討，談到選舉雖有民主形象，罵國民黨也很利落索性，但「若是沒有錢，要怎麼宣傳理念讓人理解？」他們總結「這是資本主義的民主，資同族才有能力選，而資同族在國民黨眼前还是小巫見大巫，以是我們彻底沒想走選舉的路」。
因為创建了友谊，蔡憲崇的母親蔡洪嬌娥於1977年投入縣議員選舉時，又找上蔡裕榮，即判決書所謂「意圖破壞選舉」的源頭。蔡裕榮认识瑞芳一帶，由他騎摩托車勘查地形、物色樁腳、放置宣傳計畫，並將戶籍遷至英專路住處以合适當時「助選員」的法定需求。蔡裕榮也找賴明烈參與開會，但是賴明烈沒有登記助選員。
处所議員的文宣較弱，蔡裕榮與賴明烈們確實但愿能主筆政見。蔡裕榮強調「台灣人民解放陣線內部雖然討論過傳單問題，畢竟選舉宣傳與我們的宣傳纷歧樣，只有擅改她的文宣，或真正影響蔡洪嬌娥、說服她採用台灣人民解放陣線的意見。無論若何還沒有開始試，也不晓得是不是有辦法影響，就案發了」。蔡裕榮於審訊時避重就輕，「我說我們想要夾傳單，就是我們主動」，目标是防止蔡洪嬌娥牽連入獄，事實上蔡洪嬌娥也真不晓得。
蔡裕榮與宋東文們與王津平的来往中，王津平會介紹演講者，並時而傳遞校方「盯上」的动静來。蔡裕榮暗示，王津平主編《淡江周刊》時期，在淡江大學也起了必定的帶動感化，影響很多學生。
蔡裕榮大三時，常在《淡江周刊》發表文章的李雙澤找上時研社社員周威仲，說想在演唱會上拋出「唱我們本身的歌」的議題。蔡裕榮說，因為認同「唱本身的歌」的社會意義，便去暱稱「動物園」的李雙澤賃居處商議。眾人討論，覺得台下學生即便不喜歡也不見得敢公開倒彩，就決定放置人發動起鬨，再放置人禁止。「李雙澤說他會帶可樂瓶上台，唱到〈國父紀念歌〉時，我們就開始噓他」。事先放置與後來的發展一致，時研社幫忙佈置現場、動員了二十位摆布的焦点幹部擔任正反雙方。蔡裕榮們被捕後，在《淡江周刊》的推波助瀾下，可樂瓶事务逐漸釀成台灣「民歌運動」的起點。
蔡裕榮與宋東文們检讨大學生的糊口，覺得本身所讀的私立學校學費也不算低，對許多家庭而言負擔不小，於是想到建立「工讀生聯誼會」。「當時除家教就沒什麼打工機會，窮人家的小孩很是辛劳」蔡裕榮說。「工讀生聯誼會」目标是把家道較窮的人整合起來，幫忙找事情、獎學金，或薪資集體議價等各方面服務。這極多是1950年月白色可怕肅清後，台灣最先的大學生自發勞動權益團體。但是課外組組長不许，給蔡裕榮的来由是「大學生不成以組工會」，故無疾而終。
回憶青年期，蔡裕榮與宋東文們亦覺不無青澀。晓得要對抗統治機器，但「與勞苦大眾站在一块儿」卻沒這麼簡單。由於社團屡次活動都引发校方壓制，他們也自知是校方的眼中釘。或許因為當局僅視之學糊口動，或因成員篩選嚴、察覺嫌疑就驅逐，一向沒出大事卻也可能早被盯上了。
颱風夜裡電話響：
兩股青年气力交會
1977年7月尾，「薇拉颱風」來襲。蔡裕榮應在8月1日前去苗栗暑期實習，卻受天候阻。當晚宋東文來了電話，說「你馬上過來」。蔡裕榮当即出門搭上計程車。
8月1日稍早，期待参军當兵的宋東文和另位社團社員在台北公館一帶閒逛，巧遇鄭道君在賣書。鄭道君與蔡裕榮同屆考上淡江，也参加了時研社，故他們認識。鄭道君在淡江沒讀多久就轉學至師大。鄭道君與戴華光、賴明烈們賣的，恰是宋東文們愛讀的《夏潮》雜誌與政治相關書籍，「讀書布景、知識布景一樣、政治傾向一樣，很聊得來」，宋東文說。聊沒幾句就收攤，逕至戴華光與賴明烈租屋處。晚上十點多，蔡裕榮趕到了，一夥人徹夜談至隔天午时。宋東文回忆「這幾個人給我的感覺是有實踐能力，晓得本身在幹什麼，并且敢冒風險」。8月1日至11月1日，相識僅三個月，而「台灣人民解放陣線」正式宣誓建立時，宋東文已参军新訓。
蘋果的滋味：
農村小孩轉向政治經濟批评
戴華光們常在公館、師大一帶賣書，用賴明烈的摩托車載貨。賴明烈1950年生於嘉義市郊的農村，至1970年考上「文化學院」為止，課餘就得下田忙農。「…平原綠疇、風起雲湧的天然景觀給予了我愛好自由，喜愛面對現實環境的世界觀」賴明烈在後來的教職員自傳中如斯寫著。
圖七：賴明烈於嘉義老家，
後方書櫃上層為《馬恩全集》（作者攝於2016年）
賴明烈從小察覺同村人的家庭處境差異，進嘉義市讀小學後，更感城裡工人后辈糊口困難。小時候玩尪仔標（紙牌），見到上頭印著承平天國的故事，也隱約懷疑農村迷信，「農村人感覺到問題，卻沒有前途」。為什麼從小察覺到不服等？什麼時候開始感覺要用科學態度面對世事？賴明烈說「不曉得」。
讀嘉義輔仁中學時，從同學處获得一本《文星》雜誌，賴明烈第一次發現「原來有這種聲音，原來可以這樣批评」，但當時並不睬解知識間的殊異。印象最深的反而是高中畢業時閱讀羅曼．羅蘭的《約翰克里斯多福》，充滿浪漫抱负主義的思惟性文學著作在心中起了漣漪。
社會广泛認為考上大學才能脫農、脫困、改變命運，對賴明烈而言卻是脫離家庭約束、獨立糊口。據賴明烈，甫上台北便把農村老爸寄來的錢省吃儉用，去牯嶺街補齊《文星》，「并且開始閱讀寫實小說」。農村印記不斷回返、與知識相照。閱讀黃春明寫宜蘭農村的小說時很能同理，但讀到〈蘋果的滋味〉所描写的外商嘴臉「應該也起了必定思惟激化感化」，賴明烈琢磨說。當兵時，週末借住戴國光家，聽戴國光談起參與服務隊到雲林沿海的見聞，也当即使賴明烈想起老家會在收割季節請來雲林農民幫忙收割。南部收获早又較窮的鄉鎮會組割稻隊，一起北上賺工錢，賴明烈晓得「台灣農村四處是這樣低微的人，比本身窮困的人太多了。」
國際政治與現實引領著
文藝與讀書傾向
賴明烈高中畢業前後，即宋東文在台南時，是世界性的「反越戰」潮，但賴明烈到台北後才漸受餘波影響。台北的藝文活動，解放了賴明烈的視聽。在嘉義時便愛聽古典音樂，由於接办文化學院「聆音社」，社團活動時認識了戴國光、劉國基，由戴國光介紹反戰音樂，就開始以「聆音社」為平台意識地推廣。也因戴國光，賴明烈晓得了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。學生圈通過交际官小孩或僑生，获得禁制的書刊或其他文藝作品，暗里流傳資訊。
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片子
《偷自行车的人》
导演：维托里奥·德·西卡
賴明烈愛思虑，因選修倫理學的課而修接觸羅素、殷海光的哲學；通過劉國基介紹，則漸轉而閱讀無当局主義，如克魯泡特金、巴枯寧的論著。賴明烈思惟左轉後，反顧學習經驗，察覺早年閱讀的自由主義本質上的缺点，「他們是先成绩本身，但我認為個人以外同時要有群體的观点，有時得自我犧牲」他說。
圖八：（由左至右）龍紹瑞、賴明烈、蔡裕榮近照。
紹瑞亦為當時時研社成員。（筆者攝於勞動黨黨部）
賴明烈與劉國基都憶及，尼克森與日本辅弼田中角荣分別於1971年、1972年訪問中國大陸，及退出聯合國後何去何從、釣魚台事务等，都是當時學生圈討論重點。劉國基且說1972年上海公報對他衝擊最大，「『中美關係正常化』對身在台灣的我們到底意謂什麼？是必須思虑的事变。」除國際問題，1971年「成大共產黨案」、台大哲學系事务，直到1977年被捕前「鄉土文學論戰」，賴明烈們都略有所聞。
賴明烈是由文學啟蒙的，從而關心身邊的小人物，再步入歷史與哲學，以是他很反感國民黨文人打手打擊鄉土文學。賴明烈是以做出對比，「國民黨透過黨國體制壓制人民，產生不少不公不義」，以是覺得站在國民黨身邊的右派知識分子是反動、掉队，相較之下「左派、共產黨人走向延安，不吝跟舊社會、舊勢力決裂，就深得我心」。
1974年當兵前的暑假，賴明烈找来由不回家種田了，在輔大圖書館大量閱讀左派書籍，更深養成國際主義的理念。
舊書攤的蛛網
繫起了人們的關係
賴明烈的弟弟讀輔大，劉國基大二時也轉學輔大，故賴明烈待在輔大圖書館。劉國基1953年生於台中大肚，其父曾在戰爭末年輾轉當上台中刑務所的梭巡補、帶囚犯到海南島蓋機場，日本戰敗後又隔了幾年，才與搭档設法自行回台，歸鄉務農。
圖九：劉國基（左）近照。右為蔡裕榮（作者攝）
劉父後來又開雜貨店賣農藥，劉國基親見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村變遷，農村越來越窮，「父親不願意跟鄉親追討，就賠了很多」他說。上大學時，家中賣田才讓他讀完書，姊姊們則是當時鄉下女孩的广泛命運，小學讀完就去紡織廠當女工。劉國基的母親是彰化二林人，據他說，外婆會帶行乞者上桌吃飯，母親會邀村中較窮的鄰居來過年，這對劉國基的同等觀有初萌感化。
考試機器的小齒輪順利上進入台中一中，擔任「校刊社」主編之一時，劉國基自謂還沒有社會主義、寫實主義的認識，卻因「不想讓校刊只是校內學生的作文簿，但愿能成為與社會有連結的文學類雜誌」，於是聯繫上台中的文藝圈。包含「笠詩社」、「創世紀詩社」、「幼獅」等都是邀請對象，劉國基因此熟識部分成員。
劉國基愛逛台中公園旁舊書攤，也常去中一中旁「美國新聞處」。他記得，舊書攤老闆丁穎（詩人）會把不敢公開賣的書刊留給他看，如1930年月左翼文學，魯迅、巴金、茅盾，或外國人家裡流往舊書攤的各種雜誌。劉國基自行填回台灣報紙「開天窗」的新聞，忌讳的知識引發內心辯證。
通過丁穎認識書友王曉波，開啟劉國基北上讀大學後的一段友誼。甫上文化法文系，结交敏捷、選上法文系會長，閒暇時則常與王曉波饮酒谈天。在近身「保釣運動」的王曉波家中，高中時便迷惑「國民黨為什麼沒有辦法保護釣魚台？」的劉國基，閱讀各種美國「保釣運動」戰報、期刊，對世界局勢、民族復興、社會現實的認識，復往前跨。
此路欠亨：
實習跑船開啟戴華光的路程
1976年，劉國基考上輔大法文所，賴明烈甫退伍，某日在戴國光家裡見了戴華光。戴華光為戴國光之兄，約生於1950年。戴父坎坷來台後，輾轉任職國防部總政治部上校組訓官。戴家也是以搬過幾次家，最後落腳台北市自主新村。
糊口在反共氣氛的社會中，少年戴華光覺得，父親桌上《三民主義》講習质料是習以為常地無所謂，沒所謂影響。年歲漸長，無所不在的「保密防諜、人人有責、谨慎匪諜就在你身邊」的口號、標語，倒成為了壓抑之源。直到考上中國海專，戴華光突因心境放鬆而有了讀書興趣，舉凡軍事、哲學、歷史都讀。據戴華光說，真实的影響卻在1971年海專結業前的實習。
1971年台灣「退出聯合國」，即賴明烈大2、劉國基高三，戴華光在跑船時「聽到动静」、「遭到震動」。與此同時，戴華光在曼谷、馬尼拉的華埠看見牆上塗刷的盡是「蔣幫」、「蔣匪」，驚覺從小被塑造的「蔣公」居然「不再是民族救星、世界偉人」。戴華光也記得最少兩次送水泥到越南峴港，看著開舢板來卸貨的越南人都是女工，他質疑「汉子都去哪裡了？難道都去當兵兵戈了？」每到峴港就會有美軍兵士上船鉴戒，入夜沒多久就戒嚴。越戰如带路石，掀起內心激浪。因為讀海專期間考上救生員、常去YMCA的營隊打工，故美語講得還行，戴華光便嘗試與美軍谈天。美軍多半口說「為了幫助別人免於被共產黨的獨裁專制政權奴役」，但聊得越多也發現「不少美軍也不想來，想回家」，那麼「這場戰爭事实為誰？為了什麼？」戴華光問。
經歷總合使戴華光覺得「觸動靈魂與思維」，推著他思虑「事实誰是？誰非？誰是真正為人民的正義一方？」下船後，「把我弄到此外一個标的目的去了」戴說。為了弄清晰原形，他轉而冒死閱讀中國歷史，特別是中國近代史。戴華光也嘗試透過國關中间的朋侪尋找資料，對方說內部人員才能閱讀。來自軍種單位混雜的軍眷村，戴華光有謹慎與警覺，他摸索著卻「再也找不下去了」，每當迫近原形就是「此路欠亨、此路欠亨、此路欠亨……无论怎麼找，就是此路欠亨」。
在「中美關係正常化」
的氣氛中从新認識中國
戴華光暫時去找事情謀生，但沒有放棄寻求原形。直到三姊戴小華（旅外知名華人作家，2017年新作《忽如歸》有論及本案）一封「想不想到外國讀書」的來信，戴華光考慮後決定完成本身本來的願望。他仍謹慎地選擇考科、學校。赴美後，戴華光翻遍本身學校與鄰近學校的圖書館，也去舊金山華埠的書店，或如洛杉磯長灘街上的二手書店，借書、買書，中英文都找。
僅僅一學年的大量閱讀，戴華光自學湊出分歧於台灣所學的近代史。特别《毛澤東選集》幫助很大，戴華光「連著看了好幾天，一篇又一篇，一遍又一遍，看完後簡體字也全認患了」。當時是北京與美國建交的前夕，戴華光也接觸了直接來自中國大陸的质料，如《南征北戰》、《上甘岭》……等電影或書籍。
警總說他在美國受「共黨分子」影響，戴華光則說，「只是聽了謝偉志（John Service）一場演講。」并且警總說詞裡有抵牾，判決書同時說戴華光囑吳恆海前去香港與中共聯繫，戴華光問「如果然的在美國聯繫到中共，又何须再去香港聯繫？」再者，台灣人民解放陣線「幾個人算是一块儿事情，沒有誰上誰下的權力關係，是以也沒有誰指揮誰」戴華光說。
透過史料、檔案、回憶錄，戴華光發現蔣介石僅僅為了個人长处，而在奪取政權的门路上用盡不忠不義的手腕。戴華光现在仍果決毅堅地強調，兩個最重要的例子：「不義，孫中山主動聯共，蔣介石卻仗軍權突襲，不計其數地坑殺共產黨黨員及非共產黨的工農联盟軍；不忠，蔣介石口說信奉《三民主義》，但孫中山說『聯合世界上以平期待我之民族』，蔣介石聯合的卻是美國、日本、德國這樣的帝國主義或法西斯政權。」别的，戴華光也从新認識美國霸權的突起，及美國在國際上的政治操弄，「難怪在臺灣難以接觸原形」，戴華光把事变想清晰了，决然決定回台造反。
台灣人民解放陣線與思惟的喜悅
戴華光、劉國基、賴明烈谋面後，很快切入主題且有共識。包含美國帝國主義與國際局勢之問題、民气上的崇洋媚外，和現實上由於外企工廠進駐造成嚴重環境污染，和外商對台灣的經濟剝削、台灣工人的勞苦現況……。「我們覺得應該做點事变」劉國基說。賴明烈則說，「要以布爾什維克的观点自我約束與強化行動」。
台灣人民解放陣線誕生了，劉國基強調，「台灣」兩字讓不少台獨誤以為是同路人，但真正意義在於「我們是台灣本土的人民，我們認為統一是我們的權利。我們要自立、自覺的發起，進行統一」。正如世界範圍內其他第三世界地區反對帝國主義的各種「解放陣線」組織，「人民解放陣線」自己就有左派意涵，「統一．共產主義」劉國基總結說。
為推廣设法，戴華光們決定賣書。觀察對方選的書，尋找理念类似者。賴明烈特別说起「書」的气力就足讓國民黨惧怕，「以是1950年月以來的白色可怕裡不少人只看書就被抓」。雖然不會當場談太多，「但確實沒有足夠防備」賴說。賴明烈也還有另外一條至今未暴光的賣書線。正如蔡裕榮與宋東文們在「時研社」互相激勵成長，戴華光、劉國基與賴明烈們結交後許也配合躍進。恰如劉國基介紹賴明烈從「無当局主義」讀往「科學的社會主義」，賴明烈也覺得賣書就如傳播好思惟。加上當時「有種朝聞道，夕死可矣的心境」使賴明烈每個禮拜騎摩托車載書賣，「無怨無悔，回忆起來都覺得不成思議」。其後，賴明烈趁母校有缺，回建築系任助教，接著又為便利活動而與戴華光商議，租下他們被捕時的房間。
揭發國民黨的台獨陰謀！
組織很快就有了行動。劉國基與戴華光們確實签名「台灣人民解放陣線」在台大校園、舟山路一帶散發傳單。檔案局今朝保留之「物證」，如〈此路欠亨！朋侪們，快停下來，想想….〉、〈一個民族‧一個國家－－揭發國民黨的台獨陰謀〉之內容，完备重現了他們當時的觀點：國民黨殘部竄入台灣與帝國主義勾結、剝削台灣人民，故應覺醒，運用人民的伶俐，解放台灣、回歸社會主義祖國的懷抱。戴華光們也用同樣签名，往大使館跟外資企業寄信。劉國基與戴華光也曾在美國新聞處圖書室夾藏傳單。
圖十：〈此路欠亨〉傳單原件
（蔡裕榮师长教师申請檔案所得）
圖十一：〈一個民族‧一個國家〉
傳單影本（蔡裕榮师长教师申請檔案所得）
根據「國家平安局」編號0678的會議機密文件〈現階段國家平安情勢與尽力标的目的〉（筆者無意間於舊書攤購得），當局起碼在1977年6月就注重了戴華光們的行動。國安局已「預知」：可能操纵民國六十六年末的五項公職人員選舉製造種種政治事务。
1977年8月，戴華光們與蔡裕榮們碰頭後，戴華光曾與蔡裕榮論及「炸藥」。蔡裕榮說他否認「製作炸藥」，但從未否認「尋找炸藥」。蔡裕榮說判決書上「炸藥配方」不是他的，但「炸藥配方沒什麼了不得，圖書館裡面隨便找都有，關鍵是不成能获得管束质料」。蔡裕榮決定去他所认识的礦村詢問，回來後还没有與戴華光見面就案發。理應只有蔡裕榮本身晓得的事，入獄後卻有人探聽，但也沒有影響判刑。
全都是「首謀」：
1970年月左派自立青年的匯聚
為確立黨綱、黨章，正式宣誓前討論了一天一晚上。不過劉國基此時不在。蔡裕榮回顾當時文件說，思惟本是成長的過程，「有些字句存在左傾幼稚病是很正常的」。檔案局保留的黨綱中有「打垮國民黨買辦、打垮帝國主義、兩岸統1、社會主義」幾要點，與戴華光仨最初的共識附近。蔡裕榮解釋，「无论主觀上怎麼想，台灣社會確實是在美國帝國主義宰制下。即便經濟起飛，外部制約是很真實的存在。大陸的社會也在美國帝國主義冷戰封鎖的惡劣環境下，才變得老苍生刻苦」，以是他們要改變這個現實。
戴華光們長成於1960年月末至1970初，宋東文與蔡裕榮們長成於1970年月中的前段至1970年月中後期，總合起來反应了1970年月近十年的現實。世界範圍的動盪牽動臺灣內部變化，牽引青年們思惟震盪，最終走到一块儿。還原此脈絡，則判決書或輿論將戴華光訛為「首謀」是不公允的，對戴華光不公，對其别人也不公。戴華光也說，「若是在法庭上爭先恐後指責別人，不就一塊兒倒霉嗎？」但「今天，我說每個人都是主謀」。
他們的思惟偶尔构成，質地誠有異，但青年匯聚復互相成長，互助具备必定性。世界觀轉變，世界顛倒回來。特務就是不懂，劉國基便記得獄中時常被問到「土生土長的幾個人為什麼會親共？為什麼會想跟大陸統一？」據說蔣經國十分困擾，「但我們與中共的關係就只有思惟上的」劉說。
摘鋒專案：招認不牽連
確實的表露缘由仍不明（另可參考戴小華密斯《忽如歸》的考據）。11月1昼夜裡，賴明烈憶及，警總於深夜破門而入，也由隔邻房間的陽台爬過來包圍。特務們從戴華光與賴明烈的羅斯福路租屋處搜走好幾車的東西，包含書籍、傳單、油印機、打字機、炸藥配方、及「台灣人民解放陣線」之黨章、黨綱、誓詞。故他們都說，「該有東西都有了」無所謂承認不承認。
本案相關受難人碰到的都是疲勞審訊。宋東文是以感嘆「記憶不要太好」，「若是你記憶好，被偵訊時就是你跟本身的記憶在對抗」，以是也不愛回憶這些旧事。宋東文回忆，審問時第一句話就聽不懂：「政治解決？還是法令解決？」他發現本身的鬥爭知識顯然淺薄。
圖十二：在檔案局文件中發現了無關案情的24人名單，或許反应當局所圖（蔡裕榮师长教师申請檔案所得）
戴華光說，關在地下室「二十四個小時一向開著燈不讓你睡覺。他們三班輪流不绝詢問。你頭一低，一打盹，就將你打醒，推醒。」但本日解密的筆錄居然只有少许幾份。劉國基與蔡裕榮也都提到，筆錄劃押都在審訊數天後，顯然是織好案情再來索簽名。「若是看完筆錄說我們串供，其實串供的是審訊人員」蔡裕榮說。蔡裕榮回忆，審訊過程問的都是周邊資訊，證明社團沒有被滲透。今天看來或許最麻煩的「證詞」是，為了不要牽連入獄，問訊時說了些别人的壞話。但「台灣人民解放陣線」交接完了卻未遏制審問。不知何以，陳鼓應、王曉波、王津平、蘇慶黎……等多人都是調查重點，未有結果前又突然遏制這些訊問。
1978年1月8日，宋東文的姊姊與女友來保安處接人。臨走前，保安處軍官說「宋東文，外界謠傳我們拘系了你，你出去絕對不克不及這樣說」，並请求簽下切結書。宋東文现在就在保安處，他對「謠傳」兩字印象深入。宋東文此後轉往警總直屬的團管區就近监视，再半年送回新兵訓練中间至退伍。除宋東文，還有不少無關者也被捕，但都找不到記錄。
1978年1月17日宣判前後，「台灣人民解放陣線」又佔據報紙版面好幾天，卻以「獲從輕發落」告結：戴華光、賴明烈、劉國基已達「二條一」，實際判刑為無期、15年、12年；鄭道君、蔡裕榮是「二條五」、吳恆海「二條三」，皆传染感动三年。針對報紙宣傳說他們「臉色發白」、「發抖」，當事人现在都哭笑不得。戴華光說聽判決時雖然不是開心，但最少想著「怎麼還死不了呢？」
圖十三：軍方報紙《青年戰士報》
1978年1月12日第三版
圖十四：《中心日報》1978年1月18日第三版
蔡裕榮關在土城時，與專辦此案的特務頭子戴廣武「當同學」，聽說些許細節。戴廣武提到了跨單位聯合小組，應為檔案中所見「摘鋒專案」，據說本要擴大偵辦，乃至送了一百多人的名單到蔣經國手上。戴廣武還说起海外營救造成必定的壓力，美國大使館派員進保安處觀看審訊也引发蔣經國不滿。最終蔣經國下條子改輕判、縮小打擊面，彷佛也是對於1970年月末美國「人權交际」的回應：強調宣傳、組織輿論、科學辦案。炸藥的事不追了，「企圖綁架」的事則由警總定調降為「僅擬議罢了」而不入罪。
圖十五：交际部有關本案的情資匯報
（蔡裕榮师长教师申請檔案所得）
「綠島大學」時的思惟與行動
蔡裕榮三年都在土城，恰遇1950年月政治犯失眠貼片,劉建修。蔡裕榮通過劉建修的口述與筆記，接上了白色可怕的歷史，並且有系統地學習了歷史唯物的辯證哲學觀。蔡裕榮在獄中時，也從反共新聞聽聞文革結束後的中國近況。本不知若何反應，但與劉建修討論後，謹記「世界的變革不是一蹴可及」，應該辯證对待中國近代史發展。蔡裕榮說，「社會主義就要人民幸福快樂，應該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辯證統一。確實文化大革命前期有些不樂見的事，但還是得回到1949年以後的中國百廢待興，國民黨與帝國主義環伺的歷史實況，才能理解初期為何那樣發展，進而晓得怎麼改，必要長期視野以客觀对待」。
圖十六：1985年賴明烈师长教师
於綠島的世界人權日紀念書（賴明烈师长教师供给）
賴明烈也在綠島上課。到綠島時，「成大共產黨的人已經和林書揚有些活動」，林書揚每晚來到賴明烈的區看電視，年輕人坐在兩側假裝看電視，其實討論著監獄鬥爭、時事阐发、哲學理論。賴明烈入獄前的自立學習是以更往系統性、唯物的标的目的收拾，也接上了原為白色可怕所整肅的地下黨史。
戴華光們在綠島也不安受制。賴明烈保留多份絕食宣言與抗議書，包含1985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、1987年6月24日抗議制訂國安法的絕食抗議書等。1985年3月，劉國基絕食请求回家奔喪時，同案賴明烈、戴華光也聲援他。母親過世後，劉國基再次絕食，獄方卻告诉「你已經不歸綠島監獄管了」。沒多久，劉國基、賴明烈因解嚴而減刑出獄。
浦島太郎的憂悒：
獄後社會關係變化
蔡裕榮與宋東文們從未脫離本来的社會關係，時研社同學也常去土城仁教所面會。賴明烈、劉國基出獄沒多久就有老政治犯來接觸與慰問。賴明烈的印象中，無論統、獨都來拜訪，回到台北更是經常有飯局。杭立武、陳菊也分別拜訪賴飄眉,明烈，賴明烈但愿他們先慰問情況更欠好的人。
對劉國基而言，社會關係崩溃及人際關係奇异變化的感觸較大。獄後，劉父已亡，家中還有母親喪事的陰霾。沒多久，王拓帶著慰問金去大肚找劉國基，再載劉國基去台中市拜訪別的老同學。回程時，讀過台中一中的劉國基原想自行搭車回大肚，卻發現舊車站不見了，又找不到新車站，「坐了九年九個月的牢，心裡特別有種波折感，連怎麼回家都不晓得」，劉國基說感觉到「『浦島太郎』的蒼涼與悲痛」。
復歸平靜與長期監控
戴華光於1988年二度減刑出獄，同年末前去大陸，後假寓本籍，遠離了政治並且自力更生糊口著。劉國基與賴明烈與宋東文們，在解嚴後的局勢下，以复活代的面孔分別捲入了左派統一派的群體。宋東文與蔡裕榮现在還在第一線戰場。
圖十七：聲援戴華光減刑的聲明，
1988年（王曉波保藏）
宋東文退伍前，總不按期有人詢問放假時做了些什麼。退伍換過幾家貿易公司，1983年創業攢了一點錢，有能力捐钱，也就更受「重視」；他記得1988年前後有回與蘇慶黎通話言及金錢，隔天就有差人上門抄身份證。
數年政治糊口後，1992年劉國基考取台大新聞所，奇异地收不到報到單。1995年，劉國基在《遠見雜誌》參與的「新台灣人」專題榮獲金頂獎，國家平安局卻
施壓雜誌社不準他寫文章。由於台北市調處的吳○○一向找吃飯、唱卡拉OK、探动静，劉國基不胜其擾，故再考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博士班，遠離台灣。
賴明烈因家中身分，1993年離開勞動黨。1994年至1996年間，賴明烈借住弟弟家中，不時發生破窗而入，「翻箱倒櫃，但裡面的東西都沒有丟」。「市長已經是陳水扁了，還是這麼幹」賴說。其後轉商至親戚的家属公司，差人仍按期到辦公室找賴明烈問話，直到1997年，興許是承認了賴明烈已遠離政治圈，直接的騷擾漸斷。
蔡裕榮也碰到騷擾。1988年換事情，毗鄰的同事說「我寫了你兩年的週記」。2003年陳水扁當總統期間，再次換事情，公司考核室一名國安局上校退休的經理對他說「老蔡啊！其實我是支撑你們的」，蔡裕榮只有回他「我們是什麼？」跟得最緊的則是一名曾○○，凡當蔡裕榮換事情就會出現，直到2007年後才消散。
引刀成一快，肝膽兩崑崙
现在回忆，沒有一個人後悔。他們意見类似，認為有社會抵牾就必定會爆發。蔡裕榮回忆，個人的生命對人類歷史而言颇有限，但最少尽力成為歷史脈動參與者與見證者，「跟著歷史海潮同進，在浪尖上看到了夸姣的風景」。賴明烈也類似地說「個人歷史實在不是很首要」。
據賴明烈，獄中時雖然相互防范，怕被「做掉」，但監獄鬥爭在必定水平上可以統、獨互助，因為「大师都想著台灣什麼時候能夠解嚴？什麼時候能夠出去大幹一場？」劉國基也記得王幸男、林弘宣等人藉面會幫忙將絕食动静傳出綠島，楊金海、施明德等人也曾協助。非國民黨的統獨互助，亦作濤浪升沉。风起云涌的街頭運動時期，比方1988年5月20日，賴明烈正在勞動黨中心黨部，陳菊打電話說「這邊很是剧烈，鬧得很是大，你趕緊過來」。賴明烈思考，除分歧立場导致事後歷史書寫之異、記憶有別，但現實上「台灣工人的內部抵牾已經被轉移到國際上去了」，以是他認為跳出島內的國際主義角度思虑还是首要的。除獄中鬥爭與街頭，也有別的東西真正決定人與人之關係，欠好說。
别的，每位都還提抵家人。戴華光們的身世脈絡分歧，在1970年月循線找往台灣社會抵牾本源時被鎮壓了。掘往社會構造深處的抵当，歷來都受到整肅，社會從而繼續運轉著。家人們於此種時局中，未必理解戴華光們。戴華光們，或蔡裕榮與宋東文們，不力图家人全然理解，但耿懷家人們所受之責與難。庞大的壓迫不是大家之事，鎮壓以各種方法順著社會網絡向外滲透，是故，戴華光們對怙恃姐妹兄弟難以言喻的感念，也映出了冷冽鬥爭外表下的溫暖質地。
注：2017/03定稿 2017/05 再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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